1971 年 10 月 25 日，中华民国被迫退出它参与创立的联合国。40 多年来，许多台湾学者和民众认为这是蒋介石实行「汉贼不两立」政策所造成的，其实，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1945年8月24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委员长於重庆签署《联合国宪章》批准书；26年后，中华民国黯然退出联合国。（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70-1971 年间，蒋介石已经清楚认知美国政策趋势在变，台湾没有办法遏阻美国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对此，蒋介石试图改变中华民国国家战略，逐渐在心理上和战略上接受「两个中国」的现实，可惜这种转变来的太晚和太慢。
1971 年夏秋，他为了确保中华民国留在联合国，对美国一再退让和迁就，同意「双重代表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蒋介石公开声称「汉贼不两立」，这既是他对内维持法统的工具，也是他对美交涉的一种策略，但他是一个现实主义领导人，懂得在关键时刻退让，妥协。美国国务院事后检讨推动联合国「双重代表权」过程时，盛赞中华民国政府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可惜，台湾历史学界却没给蒋介石这一表现应有的评价。
1960 年代，阿尔巴尼亚等国持续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提案，即著名的阿案，台湾称为「排我纳匪案」。该案强调中国代表权的实质是中国的一个新政府替代一个旧政府，而不是一个新国家入会的问题，从而避开美国在安理会内的否决权。1961 年美国提出所谓的「重要问题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作为必须经过联大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才能决定的「重要问题」，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与中华民国联手对「排我纳匪案」正面迎击，直到 1970 年 11 月，都能以相当优势获胜。
1970 年 11 月，第 25 届联合国大会上，「排我纳匪案」首次获多数支持，51 票赞成，49 票反对，25 票弃权，但未达重要问题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未通过。
1970 年 12 月 16 日，蒋介石主持国家安全会议，指示外交部要深入研究有关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各种规定，注意「议会战术」的技巧运用。他还强调「立国之道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要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但也要作退出联合国的最坏打算。
12 月 31 日，蒋介石主持外交会谈，面对众大使，他指出，不能轻言放弃联合国席位，应审慎考虑后再为决定。且必须注意确保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蒋为联合国策略定了调。
根据这次外交会谈确定的策略，在此后近半年中，台湾外交官与美日外交官分别在台北、东京及华府等地举行多次会商。在历次会商中，台方强调对「一个中国，两个代表权」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因与反对「两个中国」之基本立场相悖，中华民国自不能接受。
但是，倘该方案在策略运用上有助於击败「排我纳匪案」，则可同意就其内容及运用技术与美日两国开诚相商，但在任何情形下，该项方案决不容损及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之地位，否则决非台方所能容忍。
1970 年 11 月 22 日，尼克森在联大投票后指示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要他以非常机密、不让可能泄密者知情的方式，研究对「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的因应对策。1971 年 3 月 25 日，尼克森主持国家安全会议专门讨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季辛吉报告研究结果，如果采取「双重代表权」模式，美国不可避免的要遇上安理会席次的归属和「台湾地位」问题。
4 月 23 日，蒋介石接见尼克森特使墨菲，墨菲说，美国构想是用「双重代表权案」取代「重要问题案」。新模式将宣示会籍普遍化原则，接着便指明「中国」有「双重代表权」，但不说明何者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因这个问题需要两个中国自行解决。至於蒋介石最关心的安理会席次问题，墨菲回答，会使「中华民国保留安理会席次」，墨菲的回应明显已超出白宫的训令和授权。蒋警告墨菲，如果美国提出新方案，必须保持中华民国在联大及安理会的席次，因为这两者「不可分割」。如果安理会席次被剥夺，那他别无选择，只有「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1971 年 5 月 27 日，蒋被诊断出心脏扩大，医生嘱咐要休息三个星期，不能劳动与思虑。可是，蒋内心煎熬、为时局忧虑，终在 6 月中病倒，至 7 月底才逐渐恢复。5 月 26 日，副总统严家淦代为主持国家安全会议，会上国安会秘书长黄少谷与外交部长周书楷建议修改「汉贼不两立」的方针，提出如果某邦交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只要它符合三个前提：
1. 不得承认共匪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之政府
2.不得有涉及中华民国领土台湾之叙述
3.继续承认我政府为中华民国政府，不得认我政府为所谓台湾政府，可与之维持外交。这实际上是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蒋经国当场表示要再思考。
6 月 15 日，蒋介石主持国家安全会议，讲述「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激励国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当时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几乎就在蒋墨会谈同时，周恩来给尼克森发来了密信，中美秘密沟通突破，使美国与台湾磋商变成无关紧要，尼克森顿时心思大变。1971 年 5 月底，尼克森与季辛吉转而认为「双重代表权」的作法，对美国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总目标是有反作用的。若采取「两个中国」政策，既得罪中华民国，也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都不会接受，这个问题的最终结果只能一个入会、一个退出，不可能两者都在联合国，中共迟早要进联合国，那是无可避免的。
尼克森说，美国最好还是坚持重要问题案，「但不要努力为重要问题案拉票」，而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对最后结果负责，美国最好能够控制此事对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损害。尼克森决定不必为修正的重要问题案努力，但当时美国国务院和蒋介石对尼季两人改变想法，放弃「两个中国」政策，都毫无所知。
几乎就在蒋墨会谈同时，周恩来（右）给尼克森（左）发来了密信，中美秘密沟通突破，使美国与台湾磋商变成无关紧要，尼克森顿时心思大变。（维基百科）
5 月 27 日，尼克森与季辛吉和国务卿罗吉斯会商，讨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尼克森表明不能接受蒋介石保留安理会席次的条件，但他要「延后决定」。尼克森说，「我真希望坚持原则而失败，让他们滚蛋。」季辛吉则更奸诈，他说另一种被打败的方式是拖延不决，直到最后选择采取「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失败，那也表示我们尽了一切努力。
尼克森交代罗吉斯，美国的中国代表权方案，他在 7 月 4 日之前不能正式决定。当时，尼克森实际上已经拿定主意，要让台湾退出而中共进入联合国，而他拖延不决是因为正瞒著罗吉斯与周恩来秘密通信，讨论季辛吉访问北京。
事后证明，尼克森采用季辛吉的建议，故意拖延到最后，然后假装采取「两个中国」的立场却失败，以表示美国尽了一切努力。这一策略是如此奸诈，以至它骗过了罗吉斯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希（后出任总统的老布希），也骗过了台湾的外交官，甚至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
6 月 30 日，返美述职的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马康卫在白宫与尼克森谈话。 他主动请示尼克森，是否继续授权他告诉蒋介石：美国为寻求降低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而有若干接触，但无意损害中华民国的重大利益。尼克森追问马康卫所说的重大利益是指什么？是否意指美国要把台湾交给中共？这是蒋所担心的吗？
尼克森坦言美国可以支持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但那没有用，「他们必须准备面对现实，美国将逐步与大陆中国有更正常的关系。」马康卫指出联合国问题真正的困难出在安理会席位，他们可能相信没有联合国会籍也无所谓。尼克森说联合国为「混帐的辩论社」，又说「台湾应该不必太介意在联合国发生的事，我不认为它伤害到他们，但那要他们自己决定。」
7 月 1 日下午，季辛吉秘密出访北京前夕，与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沈剑虹谈话。季辛吉表示，今年联大代表权案，美方将遵照墨菲四月与蒋介石所谈路线进行，但关於安理会席位，经深入研究后，发现问题较当时想像复杂，所以尼克森总统迟迟不能决定。他说「现美方大致已准备与其他友邦联署提出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并将努力为之争取支持票；如有主张将我安理会席位让与匪共之修正案被提出时，美方必以安理会自有权限，联大不应越爼代庖为理由尽力反对，予以阻止。」
季辛吉估计「今年此项策略或可幸获成功。」他强调「尼总统对我总统及我政府之友谊极深，对我当其在野时之温暖招待又每念念不忘，其决心尽力维护我在联大席位，实不容怀疑。尼总统亦决不考虑任何使我损失安理会席位之措施，此点务请我方放心。」季辛吉故意欺骗沈剑虹，他在这时告诉沈的话，与他 10 天后在北京对周恩来说的话意思完全相反。
从 7 月初开始，周书楷在台北频繁会见马康卫，就联合国问题进行沟通。实际上，台美交涉有周书楷同马康卫在台北，沈剑虹同罗吉斯在华府两条线同步进行。7月2日，马康卫告诉周「美国政府认为贵国应准备万一，并沉著应对，此即万一中共获得安理会席位，而因贵国仍在联合国内，中共拒绝进入，此时盼贵国能勿遽言退出。」周答：「吾人此事努力之目标为使任何将安理会席位给予共匪之案均无法通过，是以吾人必须及早著手。」
7 月 4 日，周书楷秘密向蒋介石报告，目前大多数国家对於单纯之「双重代表权案」（即不涉及安理会席位）均有难色，根据外交部最近收到的各方报告，单纯「双重代表权案」前途不乐观，「美国白宫及国务院方面似亦均有同样之顾虑。」
7 月 8 日，在看了周的报告后，蒋经国特意接见马康卫，提出如果中华民国不能保有安理会席位，则「必需重新考虑其立场」，「安理会席次的结果，将影响中华民国政府后续的行动」。马康卫重申尼克森要寻求降低与中共紧张关系，同时信守承诺，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际地位。会后，马康卫向国务院报告，他感觉蒋介石正授予蒋经国更多的权力，而蒋介石这次未公开露面的时间很长，不能确定是因为卧病、失去体力或精力不足才如此。事实上，蒋介石在 6 月底 7 月初重病了几周。
1971 年 7 月 9 日，季辛吉秘密抵达北京后，他告诉周恩来，美国将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获得简单多数的方式加入联合国，而且中国可以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是，排除中华民国需要联大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所谓「复杂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当时美国还未就该方案正式与台湾沟通，季辛吉却先向中国透露了底牌。
季辛吉解释，这只是一个阶段性过程。周恩来并不领情，他「不认为重新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是个紧迫的事情。我们已经等了 21 年了，我们也就这么过来了。」季辛吉回应，只要中国加入联合国，那么，获得三分之二票驱逐台湾，就只是时间问题；关键在於美中两国都对这一安排心知肚明，达成默契，耐心等待。
季辛吉（左）於1972年和周恩来（中）、毛泽东（右）共同商讨中美关系正常化。（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7 月 11 日，季辛吉离京前，周恩来对美国新方案表示：「我们将反对这个方案，因为那意味著『两个中国』。」季辛吉辩称：「『一中一台』是临时性的提法。」周恩来回应：「台湾也将反对它，同时，反对的声音将会来自四面八方。」季辛吉举手投降，承认这将是结束这个问题的很好的方法。
1971 年 7 月 11 日，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命运在北京就已经铁板定钉了，只不过蒋介石和台湾外交官们还不知道，但是，出乎周恩来和季辛吉预料，经过反复沟通，到 9 月中，蒋介石竟然同意了美国这个新方案。
